乡村振兴中的“洄游”青年返乡发展现状调研报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并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乡村振兴，关键在人。2023年6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广大青年要“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展现青春的朝气锐气”。①乡村振兴作为青年建功的重要领域，始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9年，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导、支持、服务高校毕业生和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近年来，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正从城市走向农村，在祖国大地各处的乡镇村落四散开来。这些年轻人有些是出生在乡村，去往大城市学习、工作或生活又返回老家；

 　　有些是成长在乡村，去往大城市后选择非家乡的农村地区工作或生活；有些过着“乡村工作，城市生活”的“两头跑”生活……无论是哪种形态的迁徙，这些从乡村走出去又回到乡村的青年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落到哪片土地，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努力生长，他们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下选择“随风而动”，主动选择从城市反向回流乡村，带来了农村地区生产方式和观念的改变。与其说他们是在适应环境，倒不如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力量改造环境，他们是乡村振兴“交响乐”中一曲朝气蓬勃的“青春之歌”——“洄游”青年。

 　　“洄游”青年是笔者课题组于2014年提出的社会学概念②，笔者当时在总结归纳大城市青年返乡的特点后，认为返乡的年轻人就像“洄游”的鱼群一样，在另外一个环境中经历成长的特定阶段后，选择回到家乡继续生活工作，因而借用生物学上的“洄游”现象来描述城镇化背景下青年返乡的迁移性成长经历。当前，“洄游”青年正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千村万寨中，他们既具有一定的职业经验和社会关系网络，又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术，他们是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值得社会公众和政策部门更多关注。

 　　为考察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洄游”青年的实际情况，课题组于2022年6—8月和2023年6—8月分赴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十个乡村开展实地调研，深入“洄游”青年生活工作的主要场景进行非参与式观察，组织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企业家、村干部、村民等召开座谈会20余场，获得了有关“洄游”青年的丰富一手资料，形成了对“洄游”青年生活工作的一些新认识。

 　　“洄游”青年的时代特征

 　　调研发现，返乡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从业趋势。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同，“洄游”青年无论从事何种行业，均对以短视频和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工具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今日之“洄游”青年多是自主选择回到农村，目标更加清晰和明确，扎根乡村发展的决心也更大。“洄游”青年相对该区域的其他就业创业者具备双重优势，即相较于当地人具备高学历和多经历优势，相较于外来者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和融入能力。

 　　电商和短视频成为返乡必备的“工具箱”。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他们通过互联网习得的产品营销、开拓市场、品牌塑造等知识，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可转移能力”，即通过对信息搜索方法、网络平台运用、知识获取渠道等的掌握，可以不受地理条件限制获得收入报酬。调研发现，当前“洄游”青年正呈现高学历、高技能的“双高”特征，高校毕业生、城市白领、留学归国人员逐渐成为返乡主力军。他们在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中完成了技术的迭代和能力的提升，这种技能和认知上的领先优势保障了他们返乡后得以“一技傍身”。

 　　调研中课题组发现，以“洄游”青年为主体的创业团队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有生力量。与传统工商资本下乡高投入、高排放、粗放式发展牟利不同，“洄游”青年返乡创业具有规模小、数量多、门槛低等特征，他们在创业过程中多会选择和新经济、新服务、新模式有关的绿色行业。调查显示，大部分“洄游”青年会通过互联网媒介销售产品，这意味着有知识、有眼界、有技能的“洄游”青年在具体创业过程中更强调技术创新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更注重绿色创业对经济效益的引领性。同时，“洄游”青年在创业的过程中，更愿意与乡村民俗、人文、地理等传统要素相结合，更注重挖掘传统乡土生态资源，更加强调乡村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多元融合与提升，这对减轻农业污染、发掘农村传统生态资源、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洄游”青年愿意接受新思想，且对新事物、新知识、新概念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能够将所见所闻转化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和新动力。调研发现，“洄游”青年大多具有较好的数字素养，能够有效地促进其所从事的事业发展。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将电商和短视频当作收入来源或者作为收入重要渠道，几乎是“洄游”青年的普遍选择。“洄游”青年的就业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种植（养殖）、农产品售卖、民宿、文创等，即便其产品和服务更多在线下实现，他们也会选择开通至少一个电商或短视频平台账号，利用互联网工具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声量，接触更多潜在客户。此外，为吸引城市客流，增加产品能见度，一些“洄游”青年还积极搭建多平台媒体矩阵。他们主动了解各平台特征、用户人群、消费习惯等信息，针对不同用户群体使用不同平台进行分众营销。

 　　返乡原因大多源于城市生活的“祛魅”和“内卷”。调研发现，多数青年返乡的动因或与其心中对城市生活的“祛魅”有所关联。部分“洄游”青年产生返乡的想法往往源自城市生活的“内卷”和无意义“内耗”。2014年，课题组在做“洄游”青年调研时，青年回乡还是“星星之火”，更多情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经过十年变迁，点点星火已成“燎原之势”，更多青年开始思考如何在家乡度过更有意义的人生。相对于城市的高成本、高门槛、强压力，乡村的优势愈发突出，有越来越多的资本、人才、技术流向乡村，这也驱使更多青年愿意返乡开启自己新的人生。近年来，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工作生活条件逐步改善，返乡不仅能满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和孩子受教育的需求，同时也能获得创业平台和就业机会，满足青年对事业发展的需求。因此，出于对家庭强烈的归属感、追求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和赡养—抚养代际传承的有序开展等各种因素，一些青年的返乡意识愈发强烈。

 　　乡村愈加散发出魅力，鸟鸣山幽、草木葳蕤，成为部分当代青年的心之所向。乡村能够让职业个性化目标摆脱城市束缚，调研中有不少“洄游”青年发自内心希望能够在乡村追求职业上的新赛道，认为农村的广阔天地能够成为他们大展拳脚的“更优解”。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洄游”青年是个人兴趣与未来发展规划的结合体，当个人兴趣、能力积累、家庭支持能够为“洄游”青年提供重要支持，返乡便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追求以及自我实现的优选路径。

 　　坚持留下来的“乡心”在于主人翁意识的萌生。从离乡进城到离城返乡，“洄游”青年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洄游”青年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行动自觉到文化自觉的过程。行动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基础，“洄游”青年的身份建构往往是从行动自觉开始。青年返回家乡后，刚开始主要是借助媒介，比如通过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介绍自己的家乡，参与家乡的公共生活。也正是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他们逐渐从思想和意识上开始对家乡产生归属感，也慢慢萌生出主人翁意识。

 　　乡村环境的日益改善、机不可失的创富机遇，更提振了青年对乡村的信心。与此同时，不少地方政府正在积极打造“一村一景”的“最美乡村”，迅速捕获了离乡年轻人对乡村发展的牵挂，进一步强化了“洄游”青年的“乡愁”。文化认同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洄游”青年对于返乡后经济层面的不确定性，使得青年返乡具有了“价值理性”的动机内涵。

 　　随着大城市消费市场的不断细分，传统的土特产、民宿等概念转型升级，多样化的文化标签具有了更高的附加值。“二次扎根”的“洄游”青年通过自身对乡村和农产品的理解，将诸如农耕、养殖、无公害农产、手工艺品等乡村工作种类升华为充满美学意义和文化格调的行为方式（如农民画、木雕、竹器等）。在城市周边兴起的家庭农场里，“洄游”青年还尝试将亲子体验、自由采摘作为业务卖点，吸引城市消费者。在工作之外，一些“洄游”青年还承担着乡村社区营建工作，通过开展讲座、文娱等活动鼓励村民参与到村庄的发展建设中，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在乡村发展中扮演引导性角色，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乡村发展是为了村民，我们回乡就是去激发村民们内生的力量，让他们为了自己的美好生活去奋斗。”

 　　在很多“洄游”青年看来，农村不仅提供经济机会，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这包括社区的记忆、文化的传承、乡愁的唤醒等，尤其是“洄游”青年在经历背井离乡的城市生活之后，这些价值更显弥足珍贵。而就自我实现来说，很多“洄游”青年希望在熟悉的乡村成就出彩的人生。乡土文化基因和乡土集体记忆在青年返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构成了“洄游”青年的情感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洄游”也是青年精神的落叶归根。

 　　当前“洄游”青年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青年返乡是一股强劲的社会浪潮，但这股浪潮的力量不是一时一日就能完全展现的，也不应只有几朵“浪花”、几位典型，农村热土广阔，需要更多的“洄游”青年参与其中。从调研反映的情况来看，青年返乡在行业分布以及总体占比方面依然偏低，尚未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和较为成熟的模式，个案对行业或者村庄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仍不明显。如何激发“洄游”青年的返乡意识，并动员多方力量共同助力青年发展，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并深入研究的课题。

 　　创业启动阶段制约因素较多。调研发现，对于创业过程中面临的难点，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表示难以获得足够的创业资金、融资限制性因素较多。由于初创阶段经营风险较高、回报率较低和缺少抵押物等，难以得到银行贷款和风险投资的支持，大多数“洄游”青年表示自己的创业启动资金是来自亲缘投资或个人存款，资金来源渠道较少、资金投入不足。同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很难对创业项目提供有力支持。此外，一些乡村存在不同程度的劳动力外流带来的“空心化”问题，高素质人才短缺，而薪酬有限和就业环境吸引力不足等因素也使得“洄游”青年难以寻得素质能力较高的团队成员，返乡创业容易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有些创业项目想法很好，但囿于人财物的限制，陷入低水平循环，难以实现规模和产量的突围和跃升。

 　　创业项目同质性较高、系统性不足。调研发现，“洄游”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形式较为单一。目前普遍方式是对当地农产品的种植养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经营特色小镇、民宿、农家乐等，同质化程度较高，经营形式缺乏特色。例如在同一县域内或邻近县域，就有多个“洄游”青年从事相似的农业项目，但上下游产业则由于技术含量较高或资源不足而较少有人关注，加上县域自身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有限，难以有效弥补市场短板、支撑或衔接创业项目资源。近年来，随着政策的倾斜和政府的支持，网络电商等平台在“洄游”青年创业就业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调研也发现，“洄游”青年虽然对家乡比较了解，但对于如何将当地农产品与全国性、地方性的电商平台关联融合，缺乏清晰的认知与可行的想法，市场意识比较淡薄，难以科学合理地选择自己的创业项目。

　　农业职业能力亟待提升。调研发现，有些“洄游”青年缺乏农村所需要的实用技术与就业技能，不能及时适应农村的实际情况，容易造成事倍功半的结果，工作中存在“想法道不出、理论用不上、技能拿不来”的现象。“洄游”青年虽然具备一定的互联网使用水平，但主要集中在休闲娱乐领域，缺乏互联网运营思维，缺少“变现”的能力。高校的创业课程和职业素质课程虽已推广普及，然而课程设置不具备面向农村的层次性与针对性，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尤其缺乏乡村振兴的项目实践与农村地区所需职业能力的素质培训。不少青年回乡就业创业的领域与岗位和所学课程关系不大，需要重新学习相关知识和掌握相关技能。不少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有什么渠道可以快速掌握有用的技术”“开始创业之后才发现以前学的知识基本都用不上”等，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洄游”青年存在眼高手低、实践经验欠缺的问题。

　　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调研发现，在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过程中，有些“洄游”青年不能准确把握农民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工作经验与思想准备都较为不足，由此导致劳动力资源配置和使用的低效性。作为工业进入乡村的触角，“洄游”青年开设的乡村工厂通常只承担某一产品或某一道工序的加工生产。这一外向依附型的生产形式处于整个产业链条的最底端，利润比较微薄，难以通过较高的收入或职业上升渠道来吸引和留住工人。加之“洄游”青年对工人的劳动控制力本身较弱，而工人却具备“低退出成本”的结构性力量，因此容易遭遇雇工危机。面对工人群体流动性较强且流动趋向呈多样化的特征，“洄游”青年虽采取了一些应对策略来降低工人的流动性，试图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以熟练工为主的工人队伍，但收效甚微，而工人的高流动性往往意味着产品的低技术含量甚至产品质量无法保证。

　　感召青年返乡有待更多要素支持

　　“洄游”青年之于乡村振兴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意义。从经济意义看，他们是新的人口红利与新的人力资源，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力量；从政治意义看，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基层治理，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社会意义看，他们重新回到乡村生产生活，有利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村庄空心化和农村老龄化等问题的逐渐解决。

　　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结构洞”的作用，助力“洄游”青年的事业发展。鼓励年轻人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成就一番作为，需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承上启下的“结构洞”作用，推动农业产业从销售模式创新到产业模式创新。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要从提供销售平台和渠道，向数字化种植（养殖）、采摘、生产等方面转变。互联网平台可考虑建立专业的农业品牌营销策划团队，针对地方农产品知名度不高这一重要瓶颈，帮助“洄游”青年多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并在平台上为“洄游”青年提供“专属流量”“私域流量”等服务，建立“洄游”青年与生产厂家、销售渠道的需求对接平台，从而盘活整个产业。相应地，政府部门也应出台扶持规划、制定评价体系，通过提供财政项目资金、金融信贷贴息等方式予以重点扶持。同时，建议由政府部门统筹规划，委托头部平台建立新农人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给“洄游”青年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共享等市场化服务，破解相关电商发展各自为政、人才匮乏等难题，打造农业“硅谷”。

　　进一步发挥乡村建设带头人、驻村第一书记的影响力，带动更多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当前农业发展已经进入规模化、产业化新阶段，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应主动作为，整合政策性投入和社会资本，加快打通农村产业物流、金融机制等方面的“最后一公里”，为“洄游”青年成为新农人提供契机。建议通过乡村建设带头人、驻村第一书记等在乡村具有影响力的带头人，把“洄游”青年组织起来，为他们创设交流合作平台。甚至可以考虑公开招募“美丽乡村运营师”，搭建农业创业创新孵化平台，从而加大对相关扶持政策的宣传和实践力度，让广大青年真切看到农村发展的广阔空间和人情温度。基层县区、乡镇可以把“三农”项目定期梳理、汇总、发布，作为吸引年轻人回乡的抓手，建立动态调整的农业创业项目储备库，便于有意愿的年轻人自主选择。同时，可借鉴一些地区“项目制”方式，通过乡村建设带头人以点带面、以一带多，以具体项目为牵引，为立志扎根乡村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专属服务，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从能力建设和预期引导两个维度着手，为“洄游”青年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基层政府应围绕乡村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外部人才引进、搭建产业发展平台等方式，更好为新农人提供系统化的技术支持。例如，可采取“基地+项目”“授课+实训”以及跟踪服务等方式，全方位帮扶技术型新农人提高生产经营水平。还可以与职业院校合作，建立一批实训基地，引导高校加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持和人才输送，通过技能提升、乡村人才定向培养等，培育扶持乡土人才、实用人才和地方特色产业的“土专家”“田秀才”，充分挖掘本土人才的潜能，加强“洄游”青年的“可转移能力”建设。同时，不仅要从技能上武装“洄游”青年，也要从信心上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对他们的培训培养，不能采用“台上讲、两耳听”的传统方式，而要注重运用新媒体工具，选派科技特派员等力量加强培训辅导，利用互联网平台分享创业经验心得，在让“洄游”青年学习掌握更多实用技能的同时，也能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抱团发展、共同前行。还可以考虑把“洄游”青年纳入农村治理队伍，让他们积极参与村务管理，给基层组织带来生机活力。此外，宣传部门应有意识地提升务农者形象，使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年逐步认可“农业是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是有吸引力的职业”。还应在高中、大学阶段开展爱农知农教育，特别是在大学的职业规划等课程中，具体讲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环境治理的相关政策，消除大学生对农村的认知盲区。

 　　通过前瞻设计、制度托底，解决“洄游”青年返乡的后顾之忧。出台并细化对新农人进行帮扶的整体实施方案和各项配套政策，建立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充分激发地方积极性，加快相关项目的推进，推动各部门涉农政务信息共享开放、资源整合，完善财政投入、基础设施、技术应用、政策落实等方面的考核评价体系，将精细化服务触角延伸至农村创业末梢。一是土地承包与流转政策。我国第二轮土地承包期于2027年到期，现在的大量承包土地、农创园区以及配套用地等面临土地规划重新布局。为避免对青年农村创业者的信心和预期造成影响，建议提前出台政策，统一规划，合理配置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保障创业者权益，平衡农民诉求，确保土地要素长期稳定。二是财政金融政策。融资难是“洄游”青年面临的突出困难，建议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出台项目资金贷款等特殊政策，降低创业门槛，可探索积极搭建资金平台、运用政府贴息的方式，引导银行发放一定额度的农业创业贷款，建立农业创业基金等。三是基础设施与生活服务配套相关政策。对“洄游”青年的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就医落户等方面给予优待。同时，要提升乡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打造宜居生活环境，让乡村成为年轻人干事创业的希望田野和无忧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