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领导出谋划策需注意的问题

有人根据出谋划策能力的高低，把机关干部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能先领导一步思维，并能提出高于领导一筹的见解，还能在领导决策的过程中，提出新的有价值的修正意见；第二种，能与领导同步思维，多数意见能被领导采纳，并能及时反馈决策执行情况，提出新的意见；第三种，落后于领导思维，意见和建议也很少被领导采纳，但对领导的决策指示还能正确理解执行；第四种，既落后于领导思维，又提不出有价值的见解，对领导的决策指示理解执行也不得力。第一种为“优秀参谋”，第二种为“良好参谋”，第三种则属于“一般参谋”，第四种则是“不合格参谋”。我们机关干部要力争成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优秀参谋。 

机关干部出谋划策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谋划了半天，出了一大堆点子，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没有效果或收效甚微，那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出主意、提建议，还必须讲究实际效果。 

一、要能行得通 

有一个寓言，说的是有一只猫抓老鼠的本领很大，老鼠们召开会议，研究对付这只猫的对策。大家思来想去苦无良策，最后有只足智多谋的老鼠出了个主意，说是在猫脖子上挂一个铃铛，只要猫一动，声音传出，老鼠们就能赶快躲避逃命。大家都感到这是个有创意的高招，一致表示赞同。可是，真正实行起来，又遇到了难题，谁去给猫的脖子上挂铃铛呢？大家推来推去，谁也没有能耐把铃铛挂在猫的脖子上。 

现实工作中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机关干部提出的建议，理论上可行，实际上行不通；局部可行，全局上行不通；暂时可行，一段时间后就行不通。这就提示我们，在考虑问题、提出建议的时候，不能一厢情愿，不要出那些一听似乎不错，实际根本行不通的主意。 

真正行得通的好点子，通常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切中要害，或者完全符合实际；其次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易于落实，能够办得到；再就是具有很强的可控性，便于检查，便于工作成效不断巩固和发展。概括起来说，必须是符合单位实际的点子，不是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而是融会贯通上级指示，结合本单位实际，具有单位特色，能走出一条新路，能取得崭新的业绩；必须是既治标又治本的点子，深谋远虑，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取得全局的、系统的、长远的效益；必须是快刀斩乱麻的点子，能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使久拖不决、久治不愈的问题较快得以解决，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不留后遗症 

有的点子确实能够解决问题，但把老问题解决了，又引发出新的问题，甚至留下久治不愈的“后遗症”。历史上留下“后遗症”最大的点子，当数用人实行“论资排辈”制度。 

从史书考察看，“论资排辈”起源于北魏一名叫崔亮人。据《魏书》卷六十六对崔亮的记载，崔亮当吏部尚书的时候，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做官。但是官位少，应选的人太多，前任吏部尚书李韶按老办法提拔人，众人都心怀怨恨。于是崔亮上奏，建议采用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够，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就先提拔任用。于是，久滞官场的人都称赞崔亮能干。 

当时，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对舅舅的做法很不满，写信规劝崔亮说，古往今来，选用官员一直由各级政府推荐，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现在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很多问题，选拔标准片面，途径狭窄，淘汰不精，舅舅现在负责此事，应该改弦更张，怎么反而搞起论资排辈来了呢？这样以来，天下之士谁还去修励名行呢！ 

崔亮写信解释了实行论资排辈不得已的缘由：过去众多的贤人共同选拔人才，你还说十收六七。今日所选拔的任务专归吏部尚书，以一人的镜子照察天下，了解天下人物，这与以管窥有什么区别呢？如今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甚多，又有羽林军人选，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算账，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一官，官职也不够用，更何况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了，这怎么能不引起怨恨呢！我与上面当面争执，说不宜使武人入选，请求赐给他们爵位，多发他们俸禄。但是上边不接受。所以用了这个权宜之计，用年头限制一下，这就是我的本意，但愿将来的君子能明白我的心。 

从崔亮的解释来看，他采用论资排辈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也可能比较好地解决了当时的难题。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制度的“后遗症”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顾炎武评论说，北魏失去人才就是从崔亮开始的。因此，不论是从当时看，还是从长远看，论资排辈都不是一个好计策。类似的点子，机关干部尽量不要向领导进言。 

三、利要大于弊 

任何决策建议，都可能有利有弊，有风险性。在国内外，由于利弊得失分析不透，导致决策失误的例子，不胜枚举。 

20世纪70年代，埃及兴建阿斯旺水坝。水坝的建设竣工，给埃及人民带来了廉价的电力，控制了水旱灾害，灌溉了农田，给埃及的工农业生产、经济建设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利弊得失论证，导致了尼罗河流域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遭到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自然报复。由于尼罗河的泥沙和有机质沉积到水库底部，尼罗河两岸的绿洲丧失了肥源，土壤日趋盐渍化、贫瘠化；由于尼罗河口供沙不足，河口三角洲平原向海中伸展变为朝陆地退缩，工厂、港口、国防工业等有陷入地中海的危险；由于缺乏来自陆上的盐分和有机物，盛产沙丁鱼的渔场毁于一旦；由于大坝阻隔，尼罗河上游奔流不息的活水变成了相对静止的“湖泊”，为血吸虫和虐蚊的繁殖提供了生存条件，致使水库一带居民吸血虫发病率达到80%甚至100%。由此可见，利弊得失权衡不好，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与这个故事相反，波兰人温斯敏就给新加坡出了一个好点子。新加坡独立后，首先探索的是如何引进外国智力，第一位被请进新加坡的是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温斯敏。温斯敏不负厚望。他做了大量考察，根据岛国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特点，提出了振兴新加坡经济的七大措施，贯彻其中的便是加大科技投入。新加坡淡水不能自给，不得不从仅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买水。不过，连接新马两国的淡水输水管是双向的：一条由马来西亚流向新加坡，而另一条则由新加坡流向马来西亚。这正是温斯敏关于加大科技投入精神的具体体现。原来，新加坡买水时候，还花钱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淡水净化技术，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自来水厂。从马来西亚流过来的水经过处理后，除自用外，其余的再流回马来西亚。不过回去的水并不是白给，身价是原水的两倍。这样，科技不仅解决了新加坡淡水不足的问题，还实现了“来料加工”，大大赚了一笔。大概马来西亚人不会想到，如今花费大量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买回的却是自己的水，而那卖水的竟是数十年前被自己驱出家门的小兄弟。 

经验教训告诫我们，机关干部在为领导参谋的过程中，应认真权衡利弊得失，看看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把握，有多大失败的风险。有的决策建议，要进行精确计算，其中重大的决策建议，还要交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系统论证，以对其效益和风险做出定性和定量的评估。有的决策建议，要按规定程序履行论证手续，如进行立项论证、各类战术技术指标论证、总体技术方案论证等，从中选定出最佳方案。总得要求是，要纵横比较，反复衡量，系统论证，力求找出利大于弊的最佳途径，以及探索趋利避害的方法和措施，按照“两利相权取其重，利弊相权取其利，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形成基本意见或处置建议，供领导抉择。 

四、不出馊主意  

有两个故事尽管过去多少年了，我至今难以忘怀。 

一个是几年前的夏秋之交，某单位要召开一个经验交流会，机关的同志想把会议地点定在某一风景区，会议之余还可以游览一番。为了坚定领导决心，便以种种理由说服，终于说得领导心动了，把会议地点定在了那里。殊不知，到风景区开会是很敏感的事，因为上级多次发文禁止到风景名胜地区开会。会议还没有开完，告状信就飞到了领导机关，外边还在组织开会，家里已住进了上级纪检部门组成的调查组，使得领导和与会人员很是尴尬。 

再一个是某部一名机关干部为领导下基层打前站，基层的同志或许是出于真心，向这位机关干部讨教：领导有什么爱好？单位招待所住宿条件太差，是否安排在星级宾馆？领导来基层时，组织群众搞一搞夹道欢迎，等等。如果这位机关干部有政治头脑，阻止基层这样做，可能就给领导帮了大忙，对上对下都好。事情恰恰相反，这位机关干部不仅没有制止基层的过格做法，还帮助筹划怎样使领导住得舒服，看得热闹，喝得高兴，后果可想而知。这位领导同志不知不觉被下边“热情”了一把，前脚刚走，告状信随即就到了北京最高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位领导同志背着下基层“讲排场、搞特殊化”的黑锅，教训实在深刻。 

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也就是说，一个人每天要多检查反省自己：为别人出主意做事情，是否忠实呢？和朋友交往，是否真诚讲信用呢？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了呢？我觉得，机关干部在工作中应具备“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出谋划策的时候，反复思量：看出的点子是否符合党纪国法、政策规定，有违规嫌疑的点子坚决不出；看出的点子是否符合我党优良传统，影响领导机关形象的点子坚决不出；看出的点子是否符合实际，不受群众欢迎的点子坚决不出；看出的点子是否经济实用，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点子坚决不出。 

总而言之，要把动机与效果有机统一起来，好心要办好事，不能好心办坏事。再好的点子，如果与党纪、军纪、国法和政策、制度、规定相偏离，甚至相抵触，只能称之为“歪点子”、“馊主意”。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机关干部，一定不要出有违规嫌疑的点子。具体讲，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行为，防止亵渎政策这条“生命线”；不搞“知法违法，钻法律空子”的冒险行为，防止触摸法律这条“高压线”；不搞“无视规矩，擅闯红灯”的散漫行为，防止越过纪律这条“警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