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老年人日益退出粮食生产,青年人不愿涉足农业,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出于经济效益考量,“非粮化”倾向明显,粮食生产劳动力不断减少,农村“空心化”“老年农业”愈演愈烈,未来农村“无人种地”风险加大,亟待引起各级重视并解决。
一、存在问题
一是种地主体流失,粮食生产劳动力匮乏。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出转移,从事农业生产的以中老年人群为主,吸收掌握农业科技能力较差,难以完成高强度生产活动,农业可持续发展难以保障。一位女性农民表示,“自己和丈夫年龄越来越大,本身也有疾病,种植粮食背背肩扛,我们身体吃不消了”。当前“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的情形十分突出,粮食安全面临严峻的生产主体代际断裂、青黄不接问题。某乡镇分管农业的干部感叹,“农村缺少劳动力,留守人员大多年龄偏大,基础条件好的高产农田勉强能守住口粮田,对于条件不好的山台地,一些群众都撂荒了。”某镇一名村支书坦言,“年轻人都不愿种地,现在50岁以下的,在田里几乎看不到了。”
二是种粮效益偏低,农民种地积极性受挫。受粮食生产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单产提升缓慢、工农收入差距较大等多重因素影响,农民种粮收益远低于经济作物,一些新型经营主体“非粮化”倾向比较明显,农民种粮积极性普遍不高。某乡镇干部说,“人力、物资价格连年上涨,小麦、玉米等粮食价格虽每年不同幅度上涨,但与苹果、蔬菜等经济作物相比,种粮效益就比较低。”经走访乡村群众了解,种粮成本逐年增加,种植小麦效益普遍不如玉米、玉米不如苹果、苹果不如蔬菜。以陇东地区为例,按正常年份测算,1亩地产小麦600斤,每斤约1.3元,除去种子、化肥、农药、人力、机械等投入成本500元,每亩盈利约280元;玉米亩产1500斤,每斤1.2元,除去投入成本800元,每亩盈利约1000元;苹果亩产4000斤,成本支出4000元,平均每斤2.2元(商品果3元、下捡1.3元、落果0.5元,每亩分别占比60%、30%、10%),亩均盈利4800元。种植一棚辣椒(400平方米)能产8000斤,每斤均价1.5元,除去成本3500元,每棚大概盈利8500元。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月人均收入4432元。正如不少农民所言,“我们种地辛苦一年,还比不上人家在外打工一个月的收入。”
三是政策支持不够,激励保障作用有待加强。一些地方为保障粮食安全,采取分解指标、统一规划、综合考核等行政化手段倒逼粮食种植任务落实,而一些农民认为地是自己的,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什么挣钱就挣什么,对政府要求和指导有抵触情绪,大部分耕地用来种植玉米等高产作物,由此很难保证完成小麦播种任务。一乡镇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反映“上面按照理论面积分解任务,镇村两级若完不成任务,会出现数据造假,承担行政处罚后果,群众也因任务摊派抵触情绪大,长此下去矛盾会越来越大”。现有的补贴不足以弥补种粮农民因生产成本上涨而增加的支出,尽管农业保险覆盖率不断提升,但赔付比例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种粮参保意愿。正如一位农民所言,“种粮大户面积大产量多,整体效益好,但普通农户普遍只有几亩地,每亩补贴几十元,且程序麻烦、标准严苛,根本不顶用”。农业补贴政策大多与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相挂钩,已不能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要,比如,土地流转和集约化经营后,部分拥有承包权的农户虽不种地但享受着政策补贴,实际经营的种植大户和合作社作为土地直接耕种者却无法享受政策红利。
四是配套服务薄弱,种地降本增效潜力不足。尽管一些土地进行了高标准改造,但整体而言,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山台地宜机化改造推进缓慢,农村耕地碎片化问题突出,导致农业机械化成本过高,部分新型经营主体放弃小地块耕地种植,造成资源浪费,影响粮食生产。某乡镇种粮大户感叹,“村里的地基本是家家户户分散种植的,连片种植的很少,山上的耕地比较多,想承包但山上的路不好,大型机械上不去”。县、乡农业技术人员专业化水平低,普遍年龄偏大,乡镇政府干部以年轻大学生为主,真正懂农业技术的人员较少,开展农业新技术推广普及难度较大。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不健全,产前市场预警、产后初加工及销售等服务相对滞后,一体化全链条式综合性服务较少。从事托管服务的经营主体大多是农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等,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农机配套和农技储备能力不足,托管服务领域不宽,带动能力不强,难以满足不同层面的服务需求。
二、对策建议
一是培育新型经营服务主体。深入实施新型农民培育计划,创新农民夜校、田间学校等培训形式,加强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建设一支高素质农民队伍。积极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鼓励农村致富带头人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扩大生产规模,培育种植大户。鼓励农业职业院校,以定向培养、委托培养等方式,增设相关涉农专业,稳定扩大招生规模,为农村发展培养技能人才。加强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项目支持、生产指导,建立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人才库,鼓励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创办领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发展规模化粮食种植。健全农业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大力推广“服务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农资+服务”“科技+服务”等托管服务模式,引导支持各类粮食加工企业向粮食产地下沉,为种地农户提供精准服务。
二是优化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和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技术推广、耕地地力保护和种粮补贴等政策,聚焦实际种地农民,探索一次性种粮补贴精准管理制度,实现“谁种地、补给谁”,提高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积极性。健全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和收储调控政策,短期可适当提高小麦等收购价,中长期在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运作成熟后,可选择稳定或稳中下调价格水平。聚焦主粮品种和产粮大县,完善农业保险政策,研发适宜农作物种植和粮食生产的多种优质保险产品,简化理赔手续,提高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和理赔标准,增强应对自然灾害和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落实农资保供稳价政策,做好农资储备供应、供求动态监测,加强农资商品市场监管和价格调控。联合涉农金融机构和服务机构,探索建立和发展“粮食银行”,拓展农业保险、农业金融等业务,不断完善服务生态。
三是提升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坚持向“农地”和“农技”要效益,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补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支持建设粮食产后烘干、加工设施,延长产业链条,提高粮食经营效益。健全完善“分级服务、全域覆盖、系统运行”的县乡村三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鼓励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深入推进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实施良种科研联合攻关计划,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严格种业市场监管,加快推动种业振兴。强化农机装备技术支撑,推进粮食作物育耕种、管收贮等环节先进农机装备研制,加大农机政策补贴力度,强化农机、农艺、品种集成配套,加强稳产增产、节种节肥节药节水、智能高效关键技术装备示范推广,分区域、分品种补齐农机装备短板,改善粮食生产体验,促进农业生产节本增效,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四是增强撂荒耕地治理能力。加强耕地撂荒问题监测管理,综合运用卫星图斑、无人机遥感等技术,对耕地利用情况动态监测,及时掌握耕地荒废闲置等情况。分类有序推进撂荒地利用,对无人耕种土地,鼓励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大力发展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社会化服务。对不具备耕作条件的,将符合建设标准的撂荒耕地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配套完善灌排水、输配电、田间道路、农田防护等基础设施,提升宜机作业水平。对川区撂荒地,加强耕地废弃苗木清理,优先用于粮食生产,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对山区撂荒地,因地制宜发展粮食、特色水果、中药材、优质牧草等生产,增加多样化产品供给。